喜读两则有关民营企业的消息

近读两则有关民营企业的消息,令人心旷神怡——

一是最高院决定废止103件司法解释,自2019年7月20日起施行。这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将依法平等全面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作为对司法解释进行废改的重要遵循。恪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切实加强对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凡是有违平等保护原则的规定,坚决予以废止。(《北京青年报》7月19日)

二是广东省检察院、省法院透露,未来将树立“少捕慎捕”理念,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可捕可不捕的政策倾向于不捕”;同时,省公安厅和省司法厅透露,将为被羁押民营企业家提供更多处理企业事务便利,更好地保障民营企业家包括产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南方都市报》7月26日)

——这两则消息,并不是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家有特别优待,更不是法外开恩,而恰恰是依法依规严格执法和审慎对待的体现。

前不久,有网友调侃:“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毋庸讳言,刑事法律风险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大风险。近年来,民营企业家被追究犯罪的比例大幅上升,涉及的罪名也日趋多元化。据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的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2012年-2017年,从公开途径收集到涉及刑事犯罪的民营企业家5633人,民营企业家占企业家刑事犯罪比例为79.6%,风险比国有企业家高出4倍。近两年也未见改观。

人们往往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单纯地把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线性地理解为他们只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从而没有把非公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地位。如民营企业家触罪的70多个罪名之首的融资犯罪,实际上是制度环境逼迫的结果。民营企业快速扩张发展,对资金需求也同时增长,但通过合法的融资渠道得不到满足,四大商业银行贷款又不似国企便利,资金出现断点,民营企业家无奈铤而走险,非法融资、骗取贷款潜然而生。

虽说我国已步入了市场经济社会的轨道,但从刑法体系看,长久以来,我国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治模式还是以刑法为主导的,现行刑法有着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纵观《刑法》,企业可能涉及的罪名在50条以上,贯穿企业设立到终止的整个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从司法实践来看,民营企业家实际认定的罪名数量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家。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罪名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最高院决定废止103件司法解释,旨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这是在法律层面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一种纠偏。如是,民营企业家才不会被列入“另册”,享有与国有企业家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益。

广东省提出涉民企案“少捕慎捕”,显然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某些行为属于民商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是司法实践中容易混淆的难点问题。现实社会中不乏存在着这么一种情形:本来并不直接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只是纠纷一方动用司法权力介入,最终民商纠纷被刑事化。比如经济合同和经济犯罪,倘若民营企业赢了就是经济合作,输了就可能是经济犯罪。更何况,一些地区“先刑后民”的做法极为普遍。由刑事法官直接就民营企业家是否够定罪进行审理,这很容易导致在整个刑事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讨论最多的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而是合同效力、是否违约、应否担责等完全属于民商范畴的问题。“先刑后民”一旦滑入“以刑代民”,那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到“优化营商环境”时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对民营企业而言,“法治化”原则当然包括如何依法妥善处理违规问题,如何做到违规与犯罪准确区分,如何摆脱案外因素对案件审理的影响。这不仅决定了我国的司法实践能否落实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还关系到未来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根基是否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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